1939年5月，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刊載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雜志第73期上，在延安和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劉力功是誰？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中組部部長為什么就開除一個普通黨員黨籍的事情在全黨進行通報？

　　七七事變爆發后，全國的抗日運動風起云涌。在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和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千里迢迢，從海內外奔赴延安，投入火熱的革命熔爐中。

　　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為解決抗戰急需人才的問題，陳云將云集延安的知識分子安排到各類學校進行短期訓練，讓他們接受黨的理論思想和基本知識教育，然后分配到各條抗日戰線上去，在實踐中成長為抗日的骨干力量。

　　劉力功是一名由國統區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進入中央黨校訓練班，專門學習了黨的建設的課程。在黨校學習的劉力功沒有工作經驗，性格自高自大，經常發些共產黨員所不應有的議論。訓練班畢業時，黨組織根據他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決定分配他到基層工作，接受實踐的鍛煉。對于組織的決定，劉力功態度強硬，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到距離延安很遠的原籍工作，否則就退黨。

　　陳云和黨組織為了幫助他，先后與劉力功談了7次話。在第一次談話中，劉力功承認退黨的想法是錯誤的，但仍堅持不到基層工作。黨組織認為，馬列學院是黨的比較高級的學校，不能接收思想有錯誤的分子；而派回原籍工作，只是為了滿足他的家庭愿望，對當地工作非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因此拒絕了他的要求。

　　在最后一次談話中，黨組織告訴劉力功，“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到華北去做基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可劉力功卻要求組織接受他的意見，實際是要“組織服從個人”。黨組織決定給他一些時間去反省錯誤。幾天后，劉力功找到黨組織，表示愿意到華北去，但一定要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黨組織若不同意，他就干脆拒絕執行黨的決定。

　　中央黨務委員會針對劉力功一再拒絕執行組織決定的事實，從維護黨的紀律的角度出發，專門進行了研究。中央黨務委員會認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黨的紀律，不容許任何人破壞。鑒于劉力功違犯了黨的紀律，又不接受黨組織的教育并改正錯誤，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中央黨務委員會將這個方案提交到中組部部務會議，經部務會議討論后，正式作出開除劉力功黨籍的決定，并向全黨公布。

　　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陳云總結說：“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苦的事業，共產黨及其黨員沒有意志行動的統一，沒有百折不回的堅持性和鐵的紀律，就不能勝利。因此破壞黨紀，實質上就是破壞革命，我們必須與任何破壞紀律的傾向作斗爭。”

　　對于劉力功的問題，陳云認為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我們黨內今天有大批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受過黨的紀律的教育，還沒有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就劉力功事件，陳云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開展大討論，并親自寫下《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這篇文章，論述共產黨員加強黨性鍛煉，特別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文章隨著《解放》雜志的刊發，傳播到各個抗日根據地。

　　在隨后開展的嚴肅深刻的黨性黨紀教育活動中，干部和學生們紛紛對照劉力功檢查自己的思想實際，進一步增強了組織性和紀律性。一時間，延安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一個嚴紀守法、團結奮進的熱烈氣氛悄然興起。